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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我们是否把西南联大神话化

发布时间:2017-11-03 07:30

[摘要]编者按: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

编者按: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被称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从1937年11月1日建立到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却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

80年后的今天,90余位年逾90的西南联大老校友在北大欢聚一堂,欢庆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社会、媒体交口称赞,一片溢美之词。而早在2015年,陈平原却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书中说道:“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在“西南联大”成为热门话题的这十几年中,在熨平无数历史的“伤疤”与“皱痕”后,我们越来越少地看见它的缺憾与不如意,只记得其如何慷慨壮志激动人心。

西南联大是否被神话?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联大?真实的西南联大是怎样的?反倒成了当下稀有的追问。凤凰网文化特摘编《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书中“应叫青史有专篇”一节内容,以飨读者,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西南联大校门

原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为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称:“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正因为西南联大早已结束,才更值得后人追怀。就好像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延安鲁艺、燕京大学,以及香港的新亚书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因为过早“凋谢”,所以格外凄美。倘若西南联大不解散,一直延续到今天,评价肯定没有这么高。

再好的大学,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冰清玉洁,白璧无瑕。我们都只记得其风姿绰约,热心谈论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你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若撰写回忆录,必定是满口赞扬之声。我曾认真翻阅北大历年“纪念册”,得出一个结论:凡在校生编的,大都是批评意见;凡老校友编的,大都是温馨回忆。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最好是对照阅读,方能见其真面目与真性情。

当然,西南联大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归终,这个故事实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后来又“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借用宗璞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起承转合之间,有充分的戏剧性,但又未见抹不去的阴影。那些被迫关闭的大学,当事人壮志未酬,深感压抑;而西南联大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解散,班师回朝,故壮志多而悲情少。

另外,西南联大的历史及精神遗产为三校师生所共有,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样,今天的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无论如何吹捧西南联大,都不会被世人讥讽。陈岱孙曾感叹:“我们有的时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联大的历史神话化了?”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忆为主导,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策应,必定偏于溢美。更何况,今人之谈论西南联大,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大学。因此,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到底该往哪儿走。在这个意义上,联大校友发起的对于联大历史的抢救,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怀,也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1938年4月25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图中横幅上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

“西南联大”之成为热门话题,是最近这十几年的事。最早描述联大生活的书,当属1946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刊印的《联大八年》。此后的四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有一部长篇小说《未央歌》(鹿桥著),但也只是在台湾及香港流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联大学生陆续退休,加上整个环境变化,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方才逐渐发酵。1984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创办《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至今已出42期),对于凝聚校友、组织活动起了很大作用。而以下图书的刊行更是功不可没:《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刊印,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政协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西南联大在叙永》(1990年)、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至于北大、清华、南开以及云南师大四校合编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宝库。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加上为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而编撰的《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三本书起码让我们明白,关于“大学叙事”,就体例而言,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是文学;就立场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就趣味而言,可以是开新,也可以是怀旧。而这对于引领1990年代中国学者及读者的“大学想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于是,大家开始换一种眼光来看西南联大的历史。联大教授的自述(如蒋梦麟的《西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钱穆的《师友杂忆》)、日记(如浦江清《西行日记》及《朱自清日记》《吴宓日记》),以及学生的追忆(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有小说散文(如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的《未央歌》、中文系学生汪曾祺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散文,以及联大附中学生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都陆续进入了世人的阅读视野。而张曼菱总编导、总撰稿的《西南联大启示录》(五个光盘加一册小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音像片附同名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让联大故事的讲述更为“声情并茂”。至于研究著作,除了本文引述的,值得推荐的还有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遭日军轰炸后的西南联大校区

先是老校友,后是教育史家,接下来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联大之所以能吸引大众的关注,不仅仅是闪光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动人的故事。经过四十年的遗忘,二十年的发掘,如今恰到好处,该是西南联大“风光”了。大家都在追忆、凭吊那所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问题在于,从何入手最为合适。

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作《缅怀西南联合大学》:“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毫无疑问,西南联大肯定是“青史有专篇”的,问题是在什么“史”上—是政治史、教育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

西南联大的遗址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1982年,校方在联大遗址建立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2004年又在此纪念馆附设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十多年前,我曾批评《北京大学校史》,称大学史的写法不该是“学生运动”加挂一点“教学与研究”,引起了很大争议。几年前,我撰文分析“清华国学院”的崛起,直言这是一个移步变形的过程:“最近二十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闻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同样道理,总有一天,我们会倒过来:应该是“校史馆”附设“一二·一运动纪念馆”,这才顺理成章。

西南联大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学,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都能有精彩的发现。读文学的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谈论中国大学,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但愿这只是我多虑。

本文摘自《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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