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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歌》拍摄札记:在多产的时代“觉醒”的

发布时间:2018-01-11 07:30

[摘要]从旧旧又宽阔的台北车站穿过,搭乘捷运六个站,到六张犁,走过遮阴的路边骑楼,穿过一片民居,就到了黑胶咖啡店。店子小小,挤满了在布景的十三四个工作人员,准备拍摄胡德夫

从旧旧又宽阔的台北车站穿过,搭乘捷运六个站,到六张犁,走过遮阴的路边骑楼,穿过一片民居,就到了黑胶咖啡店。店子小小,挤满了在布景的十三四个工作人员,准备拍摄胡德夫。

这是我们公司独立制作的一档人文音乐节目,胡德夫是我们的主角,这档节目以他的九首歌展开。

距离第一次听他唱歌,已经过去了十年,我很期待。

一位白发白眉的老先生,姿态矫健地进门。不,他不老,声音低沉而中气十足,因为迟到十五分钟而跟大家道歉。

提前抵达并在此恭候的导演陈怀恩,迎上来。他们两人在2006年的电影《练习曲》有过合作。

胡德夫进门便问,“陈先生来了吗?”

众人答,“来了来了。”

胡德夫上来握手,“你好啊。”

“你好啊。”

“见到你真好。”

“还拍‘看得见台湾’吗?”

陈怀恩笑答,“现在就看见啊。”

鲍勃迪伦吸引我的,不是歌

披着明亮阳光进来的胡德夫,进门先告诉大家,“昨晚耳朵发炎,去医院看。因为感冒,耳朵压力大,饭店的人敲门,‘咚咚咚’,听不到。你们跟我说话要大声一点。”众人大声喊,“好的!”

胡德夫换上麻布衣服,准备梳化。跟随他多年的化妆师细细烫过他长长的白眉,“这是老师的特色。”

今天要录的是《blowing in the wind》,鲍勃迪伦对胡德夫影响颇大。在《春天读诗》节目中,胡德夫就朗诵中文歌词,以示致敬。当被人问起,如何看待有人称他为台湾的鲍勃迪伦?胡德夫淡淡回复,“恭维”。这样光鲜的标签上身,他并不认可。

他身上不独这一个标签。台湾民谣教父、原住民权益运动发起人、唯一能让蓝绿阵营的人都坐下来听他唱歌的人、横扫金曲奖……这也是我见到他之前的模糊印象。

这是个多产的时代,全世界的音乐都可以听到,“一直在觉醒的歌”却是很少了。

他和陈怀恩有对歌声的共识。2006年拍电影《练习曲》时,他们有过愉快的合作。也是这个电影,歌曲《太平洋的风》在大陆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陈怀恩说,先从声音认识胡德夫,他的声音比画面更快,更有穿透力,是从土地里出来的。录制推荐语时,陈怀恩不时拿出照相机与摄影师对拍,远处的胡德夫飘来一句,“导演拍导演。”

三面墙的书架上密密麻麻立着黑胶唱片,两人在木桌前对谈。胡德夫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寒暑假没有办法回到台东乡下的家,就住在淡水学校的老师家里,练习唱歌,听很多黑人蓝调、奴隶时期的歌。那是西洋音乐的启蒙。

他在1962年夏天开始听。那是初中一年级,音乐老师放来听,到《blowing in the wind》时,音乐老师一句一句向他讲解歌词。少年胡德夫把这首拿去当学校橄榄球队的队歌,不许同学打输。

那时候懵懂,但是胡德夫后来慢慢知道这首歌的寓意。歌里虽然都是问号,而且他最后的答案是告诉大家在风里,但其实他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明天,或者更好的时代,是一个比较和平,没有战争,能体恤别人,能注意环境,能听到人家哀嚎的一个时代。

人类把东西弄到太空去了,战争转到更大的领域去了,所以歌名就是答案了,“在风中飘”。

胡德夫说,跟鲍勃迪伦的歌结缘,提醒自己,写自己看到的东西,写实的东西, “一直这么提醒自己,朝这个方向走”。这影响是一生的。

陈怀恩问,所以他吸引你并不是因为音乐性的东西,而是写歌的态度跟他关注的事情?

“是的,要不我早拿把口琴和吉他了,我喜欢钢琴,还是用钢琴继续唱他的歌。”

李双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事情可以依循,就靠自己去开创,不只写了《少年中国》,也写“小朋友你知道吗,吃的米从哪里来?”颂赞工人、渔夫。“我后来一直唱他的歌”。

而那个年代,西洋音乐才是流行的,民歌是不入流的,没有自己的歌。李双泽对胡德夫的敦促,启发他唱出了“美丽的稻穗”,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

胡德夫讲起七十年代,讲起越战,炮弹落下,激动地站起来。他年轻时不仅唱歌,面对家乡故土,也激越,好勇斗狠。

这种性格,也延续到他在原住民权益运动时的种种表现。

对谈中,他念起余光中的《江湖上》。

一双鞋,能踢几条街?一双脚,能换几次鞋?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闯几次红灯?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一双眼,能燃烧到几岁?一张嘴,吻多少次酒杯?一头发,能抵抗几把梳子?一颗心,能年轻几回?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为什么,信总在云上飞?为什么,车票在手里?为什么,恶梦在枕头下?为什么,抱你的是大衣?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

陈怀恩觉得,这诗句比迪伦含蓄太多,是因为台湾当时的环境吧。胡德夫表示认同,那时候不可能唱“为什么”,也不可能唱《少年中国》,甚至不可能唱《美丽岛》,无法激越和彻底。

直至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用智能手机的太太告诉用“老人机”的胡德夫,“哦,你的朋友拿到奖了。”“我说,“有这样诗人,是用嘴巴做文章的,也是从心里面、口里面出来的,他只是多了文字在歌词上,说跨界也不一定是跨界,本来就是一个视野里面的东西,音乐、文字、声音。”

“原住民假如有文学奖的话,也可能是从歌来的,我们没有文字。”

接着他播放迪伦的黑胶唱片。黑胶实在是略久远了,像是上一个时代的遗物。没多少人还熟悉唱片机的使用,胡德夫把唱片拿出来,前后看一下,放进唱机,试了几次,声音才流淌出来。

离开咖啡店时,胡德夫依依不舍,如同孩子发现新玩具。“这个店每天都开吗?”“当然,不然卖给谁。”“好,以后常来,以后来这里找我。”

胡德夫会停雨

一进入大安森林公园,胡德夫就严肃地对我们说,他在这里经历过一个奇迹,要认真讲给我们听。

那是一次原住民演唱会。晚上七点开始,下午四点表演者到场,大雨瓢泼,主办方是阿美族,急坏了。胡德夫说,阿美族会求雨,不会停雨,所以对下雨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胡德夫说,我有办法。他伸出右手,向上举起,过肩头,转一圈,锁住。然后告诉主办方,四十分钟,雨会停。主办方不相信,结果真的停了,大风吹过,到晚上七点,地面已经干了。

讲完这个神迹,他得意地眨眨眼睛。想来这是一个他逢人便讲的故事。

大安森林公园对他来说不只是停雨神迹而已。这里是台北市区最大的森林公园,对外开放不过从1994年开始,此前曾是眷村和国际学舍。1973年,胡德夫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比世人熟知的1976年淡水文理学院民歌演唱会,更早。1976年那场,李双泽摔了可乐瓶。

当年的国际学舍室内场,变成了高高的看台,和大片座椅,树木葱茏。

看台上架起了电子琴,多云天气,闷热的温度中传来宏阔的歌声,天气好像也凉快了一些。

同样物是人非的还有西门町。曾经家喻户晓的胡德夫说过,“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

做街头快闪,胡德夫边弹琴边唱歌,围起的观众越来越多,不是所有人都认得他是谁。但各个都被歌声打动。还有人试图给零钱,找了一下并没有收钱的盒子,忧伤离开。

西门町的名字体现了日据时代的痕迹,是台北街头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之一。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梁咏琪寻找金城武的镜头,就是在这里取景。嗯,真是暴露年龄啊。

2005年,胡德夫发布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在西门町的红楼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大批名流赶至现场,均是他当年的朋友,或者听着他的民歌长大的年轻人,如今分数蓝绿阵营,执掌政坛,势同水火,却仍能坐下来一起听他唱歌。连龙应台都感慨。

西门町的真善美戏院也曾首映过《奇迹的夏天》,是杨力洲指导、郭台铭之子郭守正投资的纪录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讲述的是花莲原住民中学足球队的故事。

闹市口的胡德夫一遍遍弹唱起《blowing in the wind》,还有《大武山蓝调》,回想当年带领原住民同胞抗争,带着队伍走过街头,包围行政院。

行政院、立法院位于中山南路两边,中间不远是一座天桥。这条路和这座天桥,也是台北市民庆祝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圆满闭幕,游行的必经之路。

1984年,台东原住民同胞渔船出海,在远洋被扣,关押数年,台湾政府置之不理。胡德夫愤怒,带领同胞围起行政院,要求政府出面救人,解决家属的生活问题。出海渔民是家中主力,被扣之后,渔船老板停发生活费,渔民家人生计无着,处境极惨。

胡德夫对政府的失望犹不能息,“如果是大陆政府,肯定早就管了”。

原住民权益运动耗尽了胡德夫的积蓄,90年代是他人生低谷,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台东老家,身无长物,长了骨刺,走路拄拐,“我听说,他痛到在溪谷中顺着大石头打滚,拿了一把枪要他的小兄弟杀了他。”熊儒贤说。

老家的温泉有名,胡德夫挖坑泡温泉,沙地做伸展运动,“记得那年发大水,我把拐杖扔到水里,自己跳到水里,好多人都吓坏了,在岸上喊‘Kimbo投河自杀了!’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Kimbo是他的卑南族名字,他给人留电话,还会认真在纸上写下这个名字。

“我消沉不到哪里去,顶多就是消沉到一个人,消沉到最后就会有歌。”

歌与诗就这样涌进涌出,荡涤他的生活。

胡德夫的声音里,有风

夏天是台风季,也是雨季。台北的雨,绵密黏稠,在我们行程最后一天变得瓢泼。拍摄总是大太阳,录音的两天赶上下雨,也算是“幸运”。

年轻的录音师做电子乐比较多,对他并不熟识。开录之后,录音师惊叹67岁的老人还有这样的嗓音和体力,这才是用生命在唱。胡德夫打算向科恩看齐,82岁还在唱。

“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唱过无数遍的歌从嗓间冲出,琴声流淌出手指。

两遍过去,经纪人比了“OK”的手势,感觉这版不一样,“有风”。

午饭后,一时兴起,胡德夫拿起外卖餐盒上的橡皮筋,对着一米五远的饮料盒吸管,要打弹弓,瞄准,砰一声,真的中了。“我小时候最擅长这个”,神色间满是得意。

人人皆知,他还喜欢喝酒,试音时一直盯着钢琴上的酒瓶子,神情颇“觊觎”。年轻的录音师问,“老师可以喝酒吗,我这里有威士忌”。被经纪人阻止,“他喝酒的话,一开始状态好,但只能撑三十分钟。”

录音棚里要连续待两天,录九首。录音间隙,胡德夫念叨,“我喜欢每天像现在这样工作,很充实。”经纪人赶紧说,“我要把这个录下来,以后放给你听, ‘呈堂证供’。”众人大笑。

但这还不是效率最高的录音。2005年,录《匆匆》那张专辑,胡德夫一天录了27首歌。胡德夫回到淡江中学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借了学校礼堂,第一天,因为有树上知了的声音,录出来全都不能用。第二天,等知了下班,太阳下山,开工。

录完《橄榄树》,胡德夫忍不住讲起过往轶事,李泰祥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两个人都没见过橄榄树,不知道那是什么。胡德夫问,你记不记得家乡部落的槟榔树的香味。“当然记得啊。”“那就想想槟榔树的味道。”这首歌被传唱得太多太多,胡德夫有时候唱这首,还会故意最后一句唱成“槟榔树”。

歌单里一首《南山南》显得很特别,它是大陆民谣圈的爆款。因为难以解释的奇妙缘分,胡德夫对马頔一见如故,将其收为义子,仿佛自己的民歌在大陆找到了新传人。他音乐节的表演非常尽兴, “棚里还要细细打磨哦,今天找找感觉吧。”

十月份,万晓利在北京开演唱会,胡德夫到场。之后去赤水参加演唱会,继续和马頔同台演出。

北京还是有着难以名状的吸引力,老朋友陈映真选择病逝于此。胡德夫用遗憾的语气说起,陈映真病重后,一律谢客,老朋友统统不见,王津平去看他,硬是没进去病房。

陈映真是未能送别的老友,但还来得及去送一下吴清友。9月2号,胡德夫去追思会上唱《匆匆》,部落里,高高的树上落下来的叶子,进入泥土。“吴清友太伟大了。”

身处北京,泛起迷雾的灰色天空总是让人忍不住回想台北,湿热绵密温柔。

想起在录音棚外,聊他新拍的电影《阿莉芙》,25岁的排湾族男孩阿莉芙,在台北做发型师,困顿于性少数身份,挣扎于变性梦想与继承头目之间。胡德夫饰演他的父亲,部落首领。拍戏的过程真是辛苦啊,戏中的儿子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来走去,他也跟着。最后父亲选择了原谅和理解,依然把首领的位子传给儿子。影片结尾,所有人都走入了新的时代。

还是新的时代好,“人跟人都是平等的。”(凤凰网/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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