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习中心 > 免费论文 > 消费性慈善,山寨外国项目何其难?

消费性慈善,山寨外国项目何其难?

发布时间:2017-12-02 07:30

[摘要]这些年,中国从方方面面都在借鉴国外的东西,谷歌、推特、脸谱、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影响力投资、社区营造等等;同样,中国也把很多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譬如,孔子学院、一带

这些年,中国从方方面面都在借鉴国外的东西,谷歌、推特、脸谱、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影响力投资、社区营造等等;同样,中国也把很多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譬如,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等,细细数来,有多少东西我们学到了精髓,有多少东西对方只学到了表皮,大家都应该清楚。

把西方的东西拿进来不容易,把东方的东西送去也很难。

根据孔子学院年报,截止2016年年底,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2017年,各种口径派出教师15554人。按照国家汉办披露,2008年,每位教师平均支出为15万元,包括房租、国际旅费、工资和补贴,仅2016年教师支持一项超过23亿元人民币,总体项目保守估计超过一百亿人民币。

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培训之后,不少在孔子学院接受训练的国外人来中国交流时,虽然可以看中文、说中文、用中文上商场买东西、下馆子点菜,但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了解多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起承转合又了解多少?

由此上溯到一百年前,我们学习西方文化,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精细之处,对它经历的苦难,对它起承转合的复杂过程又有多少深切地体会呢?一种文明向另外一种文明学习、借鉴、模仿绝非易事,公益项目也同样如此。把别国的公益项目拿过来,照虎画猫容易,但要想照着虎的样子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用治虎的方子把猫的病治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好的公益项目的产生,首先要透过个体的困境,穿透到复杂的社会问题,继而假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一边实践,一边调整,才可能演化出某一领域的社会互助机制,或者推动某一领域的公共福利政策。

公益行动中的标准和流程设计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社会问题、财富积累、文化环境、公民意识等有很大的关系,不研究国外项目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中与本地历史、文化相互妥协的演变过程,不研究这些项目后面复杂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背景,只是从表面入手,断章取义地把外国基于解决自身社会问题设计出来的公益项目照搬过来,大多只会是扔钱听水响,花钱看热闹。

中国慈善公益借鉴国外的项目大多以失败告终。譬如,一些人觉得“小额贷款”、“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共享经济”这些模式对自己有用,根本不考虑这些模式产生的社会复杂性,直接拿过来把我们想像出来的意义投射到别人的模式中,然后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我们关心的事情来阐释这些模式的价值,嘴巴上说起来完美如初,行动上往往是南辕北辙。

当这些粗暴的“山寨”者遭遇反对的时候,他们往往说技术是中立的,国内用和国外用会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事实却并非如此。技术,特别是创新的技术,它和文化与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违背本地价值观的新技术往往会掉入失败的泥潭。

2017年9月,美国一个叫Bodega的公司开始在社区投入智能化的无人售货柜。消费者通过app可以打开柜门,选购自己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售货柜会记录消费者买了什么,然后从消费者的信用卡里自动扣款。

最近这个公司在Twitter上激起了民众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无人售货柜”将取代传统社区杂货店,会给靠小杂货店生存的低收入家庭造成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无人售货柜”可能会破坏社区杂货铺长期形成的社区感及凝聚力,破坏社区人际生态。在民众的激烈反对声音中,公司CEO 赶紧站出来解释说,公司没有要把杂货店取而代之的意思。在中国,“无人售货柜”使用的技术与投资目标与美国Bodega没有什么区别,却因为中国本来就缺少社区文化,所以并没有遭遇这样的阻碍。

技术是人发明的,自然就会带有人的理念和价值偏好。一个新技术一定包含着对应的场景,对应场景包含着三个维度:谁开发的(who)?为什么开发(why)?怎么运用(how)?技术往往是通过这三个维度来传递实施技术的价值,从而传递相应的社会影响力。

Bodega公司的“无人售货柜”是为大城市里忙碌的上班族快捷购物设计的,如何通过零售业态加强社区凝聚感,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同样,慈善公益项目也是如此,谁设计的这个慈善公益项目,设计这个项目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哪些人群,这些思考都将会包含在项目设计中,并在项目实施中产生社会影响力。

山寨外国公益为什么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的学习就不是开放性的主动学习,而是被西方人“打惨了”,学习的功利性冲动压过了人文冲动,把本应心平气和的开放性学习,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一开始就充满了功利主义,希望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精神,结果失败了。

功利冲动学习与开放性学习不同,前者必然伴随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对于整个西方文化几千年的演变,鲜有人静下心来研究,要学就学最新的东西,要引进就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殊不知,新的东西都不是凭空而出,所有的新东西都是从旧东西上长出来的,旧的不懂,直接学到的新东西就必然要打折扣。

2014年,由美国波士顿学院前棒球选手发起的“ALS冰桶挑战”在美国有170万人参与,250万人捐款,筹款总金额达1.15亿美元。同年8月,“冰桶挑战”在中国由张泉灵发起,为某“关爱中心”筹款,参与人数不超过3万人,募集善款不超过800万人民币。

表面上看“冰桶挑战”是一个慈善公益组织筹款的新东西,但“冰桶挑战”后面的游戏规则的设计,则完完全全是站在“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这些旧东西身上。当“冰桶挑战”被山寨到中国后,很多山寨者只看到了“社交媒体”、“流量”、“筹款”、“娱乐”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没有人去关注其中的价值观,自然是匆忙上马草草收场。

“冰桶挑战”在美国启动起码包含着两个价值原则,一个是人人平等的公民参与,一个是紧扣渐冻人生存状况的社会体验。

第一,人人平等参与的原则,“冰桶挑战”要求参与者要么捐100美金,要么泼冰水拍视发社交媒体。

在美国,盖茨选择的泼冰水,一分钱没有捐;苹果的总裁库克,选择捐100美元,没有泼冰水。

在中国,第一天参加的“冰桶挑战”的雷军,不仅泼了冰水,还捐款1万元。还有消费时代的总代表王思聪,上来就是捐100万元。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是财富积累,雷军和王思聪与盖茨和库克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为什么盖茨和库克没有前者那么“任性”?深沉的原因是盖茨和库克内化于心的对社会规则、游戏规则的尊重,对参与“冰桶挑战”的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好比是一群同学去给老师祝寿,说好了每个同学送礼金500元,有同学进门就给老师送十万,这显然会让其它人内心无比难堪。

其次,冰水与渐冻人之间的社会认知关联,引发社会对渐冻人群体的关注。在中国,张泉灵看到“冰桶挑战”这种筹款方式火了,直接就站出来给与渐冻人没有什么关系的该“关爱中心”筹款,被“渐冻人”公益组织抗议后,才改为支持罕见病。

美国“冰桶挑战”的游戏规则是建立在对人独立性格的尊重之上,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你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大家都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则,这是公民在参与一次社会公共事务,而是不是在参与一次大众娱乐活动。

张泉灵、雷军、王思聪绝不会是最先闯入公共事务误区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除开中国的环境本身缺乏社会规则感之外,张泉灵、雷军,以及本来就是这个时代消费文化代表的王思聪,难免一参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用一种近似于消费的捐赠行为出现,而没有尊重“一桶水”或“100元”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当“冰桶挑战”发展到“陈光标泡假冰”的时候,在美国包含着理想的公民行动与大众参与的慈善公益活动,就彻头彻尾地演变为破坏社会规则的“个人秀”。

从一开始,“冰桶挑战”的公民行动就被引向了“慈善消费”,而接受善款的“关爱中心”却一声不吭,不仅听之任之,而且还大力宣传,可见其根本没有明白“冰桶挑战”后面的文化价值,也许他们更看重的是钱,而且还会饱含深情热泪盈眶地说有更多的“钱”就能帮助更多的孩子治病。

公益组织“盯着钱”给孩子看病当然没有问题,但现代公益项目不是针对具体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局部介入整体考虑。譬如美国的“冰桶挑战”不只是为“渐冻人”筹款,而是把让普通人了解“渐冻人”的生存状态、公民平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等多种社会问题统合与协调在一个行动中,使之涵盖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并思考如何在其中实现公民赋权。

专业的公益人,借鉴国外的公益项目不能只盯着煽情,只盯着钱,还要盯着价值观和社会文化背景。公益项目的大众参与是在激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行动,而不是用情绪按摩引发普通人的消费性关注。公益行动的社会参与需要的是公民,而不是慈善消费者;公益去政治化是不介入、不参与政治观点的利益表达,而不是抹杀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政治议题;公益更不是以娱乐化方式消解参与者对社会问题的严肃讨论;公益不应该是精英主导,利用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来操控大众意识和群体行为,这些投机行为最大的危害还不是“山寨”项目失败,而是打开了公益从业者的平庸之恶。

公司简介 项目简介 广告业务 诚聘英才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 © :北京众联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400-6597013 京ICP备05050351号